2019-12-22 17:48:03中國文化報

數字化關系到國家文化命脈

2019-12-22 17:48:03中國文化報

  現在這個時代確實是一個數字化的時代,但是就中國來講,我覺得起步確實有一些慢。我從事敦煌學研究的時間比較長,敦煌這個領域,過去我們是到國外去抄文獻,后來一些出版社有了動力,就做了大量黑白的圖錄,如英藏文獻、法藏文獻、俄藏文獻等。但是在中國做圖錄的時候,英國就已經開始做IDP(國際敦煌項目)。其實,英國人在敦煌學的研究上并沒有很大貢獻,但是在敦煌文獻的數字化上確實有非常大的貢獻,有超前的意識。

  在“十三五”古籍出版規劃討論的時候,各個出版社都策劃要在5年之中出多少本整理本古籍,實際上沒有那么多古籍可以整理。我提出,與其這樣,為什么不搞古籍數字化,將國家用于古籍整理的經費支持中華書局等單位,牽頭開展數字化整理。當時有3位老總站起來說我們的書賣不出去,不能搞。但現在開放了,非搞不可了,中華書局也已經開始牽頭搞了。實際上,古籍數字化整理的東西跟紙本是兩碼事,并不影響紙本古籍的發行,而古籍數字化一旦弄好了,各大圖書館必須買,沒有不買的,所以它實際上可以產生很好的經濟效益,而且古籍數字化的大部分經費來源于國家和各類基金會支持。古籍數字資源非常便于學術使用,但與國外相比,我們的古籍數字化工作已經相當慢了。

  然而,我們中國人多力量大,所以一旦著手開展這項工作的話,很快就能上去。當時討論“十三五”古籍出版規劃的時候,我就強調一點,數字化是一個國家戰略,是一個國家的命脈。比如IDP的負責人魏泓要建成一個敦煌的數字帝國,而這個帝國都由她來把控,就是要把所有的數字化資源匯聚到英國。中國國家圖書館自己上傳數據,但其他一些國家或較小的單位覺得沒必要,就直接將圖片數據交給英方來上傳,一旦設在英國的服務器壞了,我們就都看不到了。這就涉及國家戰略問題,因為一旦由英方掌握數據上傳權限的話,原數據由對方掌控,那邊出點什么事,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工作了。

  所以我把當時的發言稿整理后,由程毅中先生給李克強總理寫了一封信,表明數字化是一個國家戰略,所有的東西得由我們自己掌握、自己上傳,這個原數據必須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。雖然古籍是全世界的共同資源,但不管誰做過,我們都還要自己做。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劉俊文先生是很有眼光的,他非常早就意識到了這個東西的重要性?,F在他建立的古籍數字資源巨大,雖然是個人工程,質量存在一定問題,但畢竟他有這么大一個數據庫,國外相關機構全都購買。

  這是我第一點想說的,數字化是一個國家戰略。

  第二點,古籍的數字化會帶來一個古籍重新發現的時代。過去我們只知道大的館藏,但還有很多小的館藏,過去是看不到的。而現在一旦數字目錄發布了,甚至全文發布以后,我們不論做什么研究,都有可能在無意之中發現很重要的研究素材。

  我指導學生研究中外關系史,這種古籍文獻的新發現對摩尼教、景教、三夷教的研究都非常重要。特別是對摩尼教和景教的研究,多年來在文獻上幾乎沒有新的發現。在沙畹寫完《摩尼教流行中國考》、陳垣寫完《摩尼教入中國考》后,幾乎就沒有新的材料。我在《歷代法寶記》里面找到一條摩尼教徒和景教徒、佛教徒打仗的資料。外國人說你怎么找到的?我說就在1924年的《大正藏》里,但是你們是讀基督教、摩尼教文獻的,你們不讀禪宗文獻。實際上,在《四庫存目叢書》印出來之后,用功的學生就會好好翻,因為這里有很多陳垣先生當年沒有翻過的書,而陳垣把《四庫全書》里的書基本上都翻過,是找不到摩尼教材料的。但現在古籍數字化以后,我們就有可能在小的館藏里面發現一些珍貴的材料。

  所以古籍數字化主要是兩項,一是目錄先發布,再是全文發布。這真是古籍發現的新時代,對于我們研究某一個方面的人幫助很大,這也是一個知識擴大的過程。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來閱讀。原來要去北海那邊的國圖看書,且不說從外地過去,即便從北大過去一趟也不是很方便。

  現在古籍數字化建設也真是迎來了一個很好的時代,包括剛才上海圖書館介紹的“眾包”的做法,把一些社會力量調動起來做古籍的數字化工作。

  最后我想說的是,建議將來的古籍數字化工作更多地跟學術界合作、跟一些研究者合作。從研究者的角度來說,我們也有很多需求,哪些古籍先發布、哪些后發布,這其實也是一個國家戰略。在某些研究上我們如何搶占一些制高點,比如說現在我們做“一帶一路”的文獻,特別像海上絲綢之路,這跟廣東、福建、浙江這一帶的地方圖書館有相當大的關系,特別是家譜這類文獻,如果國家優先用資金支持這些圖書館開展這類古籍的數字化,那將是我們占據這個學術制高點的一個關鍵。當然做任何古籍的數字化,都會對于某一個學科的學術研究有用。比如說《趙城金藏》,雖然有《中華大藏經》的影印件,但是我們還是想看《趙城金藏》原本,這對我們現在整理旅順博物館收藏的佛典就非常有用。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原本,我們不知道《中華大藏經》是不是被描改過。所以,我希望圖書館界能夠在今后的古籍數字化工作方面多跟學術界對話,大家在方向上勾畫一個先后次序。

 ?。ㄗ髡邩s新江,系北京大學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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